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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挝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老挝人的民族认同经历了显著的变迁。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老挝民族身份的识别问题，二是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在民族身份的识别层面。鉴于印支半岛各民族成分极为复杂多样，联合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曾多次派遣国际考察团前往印支地区调查民族问题。得益于当地精英阶层的努力，老挝人民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称谓，尤其是当时的报刊和书籍普遍将生活在老挝境内的各族群统称为“老挝人”。这一统一的称谓极大地方便了国际社会对老挝民族的考察和理解。最终，在日内瓦会议上，经过多方激烈的民族问题辩论，老挝民族的独立地位获得了众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成功确立了其国际地位。
展开剩余80%其次，在民族认同的层面，老挝人逐步实现了从以村社和部族为单位的认同，向以民族为核心的身份认同转变。民族身份的构建使得老挝人与邻近的暹罗人、越南人及中国人等民族区分开来，形成了一套象征老挝民族的标志体系，从而使当时的老挝人民开始对“老挝人”的民族认同有了初步共识。不仅如此，偏居山区的少数民族也掀起了小范围的民族认同运动。尤其是在法国殖民当局推动“去暹罗化”政策的背景下，山区酋长库曼丹曾公开号召自己及所属农民起义军以“孔”自称，发动被称为“我们是‘孔’”的运动。有学者指出，“孔”一词原本是指老挝地区讲老听语的少数民族，库曼丹在政治运动中赋予该词新的政治意义，将其作为团结与抗争的象征。
在法属时期，老挝民族身份的建构伴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确立，这一过程巩固了老挝人民的现代国家认同。尽管二战后老挝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不同方向上发展，但经过多次整合和调整，老挝最终形成了以国土地图、宪法及王国政府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框架。其中，独立前后的老挝地图明确划定了国家边界，区分开与越南和柬埔寨的领土，新的《老挝宪法》则正式将老挝定义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将老挝语和佛教分别确立为“国语”和“国教”。同时，老挝王国政府成为独立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唯一合法政权。
在具体的政治体制上，老挝社会孕育出两种不同的政体模式。一种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这一体制自王国政府成立直至老挝独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被广泛采纳；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体，这一模式在法属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独立后，这两种政体模式之间的争论成为老挝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斗争焦点。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紧密结合了民族身份的建构。从法国殖民政府实施“去暹罗化”政策，到精英阶层对民族身份的塑造，再到最终民族国家的建立，共产主义力量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老挝共产主义组织的规模不断壮大。据统计，从1928年只有一个小分支、几十人规模，发展到独立前夕拥有约400名正式党员和近万人的工农武装力量，力量显著增强。
在民族身份构建中，共产主义组织率先提出了将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结合的理念，许多思想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民族身份的研究，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部分领导者借鉴周边国家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老挝社会的传播与发展。
此外，在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借助民族身份的建构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在民族问题上，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民族和解，支持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民族矛盾，推动民族融合。战后，无产阶级逐渐成长为共产党组织最坚实的支柱和核心力量。
宗教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校教育与寺庙教育的分离。在法国殖民政府推行“去暹罗化”政策过程中，明确区分了学校和寺庙的职能。学校不再进行宗教教育，专注于传授世俗文化知识，培养世俗人才；而寺庙则专注于培养宗教人才，但寺庙教育内容不仅包含传统佛教教义，还包括老挝语言的书写与应用等世俗课程，部分大型寺庙甚至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
宗教世俗化的另一表现是佛教知识分子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在民族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佛教知识分子不仅成为佛教现代化与民族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还积极参与塑造老挝人的民族形象。许多代表性人物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个表现是寺庙社会化现象愈加显著。佛教改革促使老挝人民重新回归本土宗教信仰。学者康明多纳曾描述20世纪50年代老挝寺庙的社会角色：佛寺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学校、市民集会场、节庆庆典地、心理和医疗诊所、旅行者避难所，以及婚礼和社交活动的场所。另一位学者也指出，佛寺在农村社会中处于维系社会关系的核心位置。改革后的寺庙教育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养，使部分民众能够参与寺庙的议政活动，统治者也借助寺庙渠道听取民意。
综上，民族身份的建构为宗教世俗化提供了肥沃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挝社会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同时，宗教的世俗化也反过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加速了老挝社会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老挝人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文化领域，西方现代化元素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几个大城市的主流风貌；第二是社会阶层结构，精英阶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崛起。
具体到社会文化方面，老挝的主要城市明显呈现出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风格的结合。不论是语言、宗教，还是日常生活细节，都能清晰感受到这种交融。例如，当时老挝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普遍喜欢穿着西装，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休闲时，他们依然偏爱色彩鲜艳、手工纱线织成的传统民族服饰。走在老挝城市街头，随处可见西装与传统民族服饰交织的独特景象。
又如，老挝贵族和官员虽然喜爱哥特式西洋建筑，但这些洋楼在佛教与民族文化影响下也展现出独特的本土风格。许多洋楼内部设有佛堂和佛龛，楼顶常饰以佛像，部分建筑还融合了穹顶和圆拱等民族建筑元素。这些现象显示，老挝社会在西化进程中依然保留了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未来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民族身份的建构推动了老挝精英阶层的崛起。精英阶层的壮大进一步带动了普通市民阶层的扩展，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老挝社会的中坚力量，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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